公元947年，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第三次率军南下攻打后晋。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，后晋的重臣杜重威临阵倒戈，在前线投降了契丹，导致后晋主力丧失战斗力。最终，后晋皇帝石重贵被迫投降，全家被俘虏至契丹，后晋就此覆灭。

表面上看，后晋的灭亡是因为景延广的挑衅行为激怒了耶律德光，促使契丹出兵。

正如王夫之所言：“景延广拒绝向契丹称臣，激起了契丹的愤怒，最终导致了石晋的灭亡。古今之人多将此罪归咎于他，而世俗的观点往往未能准确评判是非，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。”然而，后晋的覆灭并非因为景延广的个人决策，其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和深层次的原因。

王夫之进一步评论道：“搜刮国内财富以换取一时的欢愉，军需不足使得士兵心生怨愤，流离失所的百姓在路上随处可见，民众在乡野间满腹牢骚。”他指出，后晋的统治者为了追求短期利益，过度征敛百姓，导致军心不稳、民心尽失，国家内部已濒临崩溃边缘。这种短视的政策为后晋的覆灭埋下了隐患。

通过王夫之的批判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后晋统治者的贪婪与短视不仅耗尽了国家的资源，还严重损害了军队和民众的支持，最终加速了国家的衰亡。

王夫之特别指出，桑维翰在后晋的灭亡过程中负有重大责任。桑维翰曾极力劝说石敬瑭向契丹称臣，并割让幽云十六州，每年还向契丹进贡三十万财物。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严重削弱了后晋的北方防御体系，还进一步助长了契丹的贪婪欲望，最终加速了后晋的覆灭。因此，王夫之认为，“石氏之亡，实因桑维翰之所为”。

然而，尽管桑维翰的行为确实对后晋的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但比他更应该承担责任的是石敬瑭本人。作为后晋的开国皇帝，石敬瑭在面对契丹的压力时，选择了屈辱的妥协，割让大片国土，换取短暂的安宁。他的决策不仅葬送了国家的未来，也为自己和子孙后代带来了无尽的耻辱。因此，石敬瑭才是最该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。

每当提及南宋的民族英雄岳飞被冤杀于风波亭，许多人会立刻联想到秦桧是罪魁祸首。然而，明朝文学家文徵明在评价《满江红》时曾指出：“当时自怕中原复，笑区区，一桧亦何能，逢其欲。”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：如果不是岳飞“还我河山、迎还二圣”的主张触怒了宋高宗赵构，秦桧未必会有如此强烈的动机去迫害岳飞。

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桑维翰。尽管桑维翰的政策确实对国家造成了负面影响，但若没有石敬瑭的支持，他的主张也无法付诸实施。事实上，真正导致后晋灭亡的主因正是石敬瑭本人。他为了个人利益，割让大片领土给契丹，并称耶律德光为“父皇帝”，这一系列行为最终加速了后晋的覆灭。

石晋的存在虽然只有短短十年，但它带来的历史影响却深远而持久。石敬瑭的行为不仅葬送了自己的政权，也为后世留下了沉重的历史负担。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最终得以如愿以偿地坐上大梁宫的宝座，石重贵的反抗也以失败告终。数千里河山从此落入契丹之手，耶律德光心中的得意可想而知。

耶律德光(辽太宗)在征服后晋后，宴请了原晋朝的官员们。席间，他手持美酒，搂着美女，对这些曾经的敌方官员说道：“我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，是因为我对你们的了解远超过你们对我的了解。”随后，耶律德光转向了冯道，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。

冯道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，以善于应对复杂局势著称。他谦逊地回答道：“臣才疏学浅，不敢妄言。”耶律德光微笑着继续问道：“那么，老先生认为如今天下动荡，该如何治理?”冯道回答道：“天下百姓历经战乱，民生凋敝。陛下若能以仁政抚恤百姓，必能使国家早日恢复安宁。”这番话得到了耶律德光的认可，冯道也因此被任命为太傅，成为辽朝的重要官员。

然而，尽管冯道提出了“仁政”的建议，实际情况却并不如人意。辽朝军队为了补给，派出了骑兵到民间“打草谷”，即收集粮食和物资。这一行动导致了中原地区的混乱，许多百姓因此遭受了极大的苦难，除了掠夺财物外，还对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的伤亡。

据记载，契丹骑兵在河南、山东等地大肆屠杀，壮年男子常被斩杀，而老弱病残者则遭到活埋，导致大量平民死伤。

这种行为反映了契丹统治者的野心与残酷，与石重贵等中原统治者的无能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虽然昏君的无能使国家陷入困境，但其危害远不及那些追求长期统治、不惜以暴政对待人民的君主所带来的破坏。

老百姓原以为石重贵离去后，局面会有所改善，没想到接替他的耶律德光却是一个更加残暴的统治者，这让他们感到极度失望，甚至对契丹人产生了深深的仇恨。

当然，并非所有的胡人统治者都像耶律德光那样残忍。事实上，历史上也有仁慈的胡人君主，比如前秦的天王苻坚。如果中原百姓能接受苻坚这样的仁君统治，或许对他们来说并非坏事。

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，时任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在太原官署中密切关注着中原的动向，心中暗自欢喜。耶律德光的暴政使得他越来越不得人心，这也为刘知远趁乱夺取中原提供了机会。然而，刘知远深知时机尚未成熟，因此表面上仍对契丹表示忠诚，甚至接受了耶律德光作为自己的义父(耶律德光常常亲切地称呼他为“知远儿”)。

在晋汉交替的十年间，耶律德光成为了许多人竞相攀附的对象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赵延寿和杜重威。这二人一心想要认耶律德光为干父，而刘知远则不同，他只是暂时借助耶律德光的力量，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。

五代的历史虽然短暂，却充满了动荡与变迁。整个五代时期共存续了五十三年，其中朱梁王朝存在的时间最长，但也只有短短十六年。相比之下，刘知远建立的后汉政权更是短命，仅仅维持了四年便告终结。

然而，刘知远绝非像朱友贞、石重贵那样的无能之辈。在五代诸帝中，他的能力和影响力仅次于柴荣，与朱温、李克用、李存勖、李嗣源、郭威等人并驾齐驱。遗憾的是，刘知远在位时间太短，仅一年便去世，否则他本可以成就更大的事业。

尽管刘知远姓刘，但他实际上是沙陀族出身，与李存勖、李嗣源一样，都是当时的“国际友人”。历史上，姓刘的皇帝不少，但除了西汉、东汉、蜀汉和南朝的刘宋外，其他多为“冒牌货”，例如灭掉西晋的所谓“刘邦后人”刘渊。不过，真正的英雄不应被出身所限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就能在乱世中崭露头角。因此，“纯血统论”在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多少市场。

刘知远与晋高祖石敬瑭的关系可谓是在血雨腥风中磨砺出来的。尽管后来石敬瑭对刘知远有所猜忌——毕竟在这个群雄逐鹿的时代，觊觎皇位者众多，真正能登基称帝的人也不少——但石敬瑭并未对刘知远采取过激行动，反而任命他为河东节度使，执掌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重镇。

当石重贵与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关系破裂后，刘知远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临。他暗中积蓄力量，静待时机。一旦风云变幻，他这条潜龙便将乘势而起，直冲云霄。

刘知远在乱世中展现出了一种精明的权谋手段，他深谙演戏之道。表面上，他对契丹称臣，以获取战略上的喘息之机;同时，他又对部下宣称要迎回已经北上的前晋朝皇帝石重贵，声称要“迎还圣主”，并在晋阳延续大晋朝的正统。

然而，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刘知远确实派兵去“营救”石重贵，但此时石重贵早已被迁往黄龙府，刘知远的这次行动看似徒劳无功，实则达到了他的目的——他借此巩固了自己在部下的威信和地位，同时也向外界展示了他所谓的“忠义”。

相比之下，南宋的岳飞则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精神境界。岳飞的“迎还二圣”不仅仅是出于臣子的忠诚，更体现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大义担当。岳飞并非一个觊觎皇位的枭雄，而是一个真正的英雄，他的行为源于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和道德责任感。

刘知远显然没有岳飞那样的高尚情操。对他而言，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权力。他并不为石重贵的灭亡感到歉疚，毕竟在乱世中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前途打拼。石家既然未能效忠于李家，那么刘知远也没有理由继续忠于石家。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并不罕见，但也凸显了刘知远与岳飞之间的本质区别：一个是权谋之士，另一个是真正的英雄。

刘知远的心思，手下的将领们心知肚明。他们清楚，石重贵已经大势已去，而跟随耶律德光只会沦为“二等公民”。因此，众人纷纷希望刘知远能够登基称帝，带领他们走向新的未来。

面对部下的劝进，刘知远表面上勃然大怒，厉声斥责道：“你们懂什么!契丹人如今势力强大，我们根本不是耶律德光的对手，此事暂且休提。”然而，这番话并非全然出于真心。刘知远深知，此时还不是公开表露野心的时机。他不想过早暴露自己对皇位的渴望，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“被迫”之举，让世人觉得他是被推上皇位的，而非主动追求。历史上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，许多皇帝都是在“被迫”的情况下登基的。

各地的军阀也心知肚明，契丹人在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。他们自知实力不足，难以自行称帝，于是纷纷致信刘知远，劝他顺应时势，早日登基。

刘知远的首席谋士兼侍卫亲军都虞侯郭威曾劝谏刘知远：“耶律德光残暴无道，早已失去民心。如今，天下诸侯纷纷将您视为领袖，主公若再推辞，恐有人趁虚而入，取而代之，届时悔之晚矣。”刘知远听后点头称是：“此言有理。”

郭威所言不虚。虽然中原诸军阀确实缺乏称帝的实力，但南方的南唐却具备这样的条件。南唐名臣韩熙载也曾劝说李璟尽早北伐，其言论与郭威如出一辙。

如果李璟在石重贵北上、中原权力真空之际果断出兵，分两路直捣开封和齐鲁，北伐未必没有成功的可能。毕竟，南唐不仅实力雄厚，还拥有像刘仁赡这样的名将，足以应对郭威等中原将领。遗憾的是，李璟并非柴荣那般果敢，否则他或许早已采取行动。

相比之下，刘知远虽为当时中原诸军阀中实力最强者，但与南唐相比仍相形见绌。南唐不仅在军事上有优势，更有刘仁赡这样的猛将坐镇，对付郭威等人并不在话下。可惜的是，李璟未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，最终让刘知远占据了先机。

公元947年2月，刘知远在晋阳登基称帝，建立了后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历史上，多个刘姓建立的朝代中，除了东晋时期的刘裕建立的宋朝外，其余几乎都称为“汉”。

然而，刘知远即位后并未立即创立自己的年号，而是继续沿用前朝晋国的年号“天福”，并称其为“天福十二年”。他如此选择，表面上是为了表达对石敬瑭的感恩之情，实则也隐含了对石重贵的不满与报复。

刘知远称帝后的首要任务是犒赏那些拥戴他登上皇位的将士们。作为新任皇帝，他深知必须以实际行动来巩固军心，否则难以服众。然而，刘知远手头并不宽裕，无法拿出足够的钱财来犒赏士兵。此时，他的妻子李氏站了出来，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建议。

李氏对刘知远说：“陛下刚刚建立基业，民心尚未完全归附。如果此时去搜刮民财，只会让百姓失望，动摇陛下的根基。妾这里还有一些积蓄，虽然不多，但足以暂时安抚将士们的心。”刘知远听后深感妻子的贤明，立刻采纳了她的建议，并下令将自己和李氏的私房钱全部分发给将士们。这一举动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，将士们纷纷欢呼“万岁”，对新皇帝充满了忠诚与感激。

李氏后来成为了后汉的皇后，她就是中国四大南戏之一《白兔记》中的女主角李三娘。有趣的是，李三娘与刘知远的婚姻并非传统的媒妁之言或青梅竹马，而是刘知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看中了她，并强行将其娶为妻室。尽管如此，两人婚后却极为恩爱，这段姻缘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定。

刘知远的后汉政权虽然短暂，但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他的故事也成为了后世文学作品中的重要题材，尤其是李三娘的形象，更是被赋予了丰富的传奇色彩。

在大梁宫中，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依然沉浸在酒宴之中，却对他的骑兵在民间肆意掠夺、搜刮草料的行为视而不见。百姓们深受其害，纷纷揭竿而起，反抗契丹的残暴统治。

局势日益紧张，耶律德光感到不安，不禁仰天吟诵起诗句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他心中涌起了浓浓的思乡之情。

为了找到一个体面的理由离开，耶律德光声称他的母亲——述律太后思念他，希望他能早日返回故土。然而，那些曾经依附于前晋朝的官员们却舍不得他离去，他们纷纷劝阻，甚至有人提出了一个荒唐的建议：不如把太后接到大梁来，这里的条件优越，生活舒适。

耶律德光听了这番话，气得几乎要翻白眼。他深知这些官员只知阿谀奉承，根本不懂时局的严峻。最终，他还是决定尽快返回契丹，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。

公元947年三月，辽太宗耶律德光在攻占大梁(今河南开封)后，任命他的表兄兼大舅哥萧翰留守此地。随后，他带着从大梁搜刮来的金银财宝、太监和宫女，踏上了返回契丹的征程。

尽管《辽史》中对耶律德光的评价颇高，元朝史学家脱脱称其“威德兼弘”，但在他回国的途中，这位所谓的“仁君”并未停止对中原百姓的掠夺。他派出骑兵沿途抢夺民财，给已经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带来了更多的灾难。

尤其令人发指的是，当契丹军队路过相州(今河南安阳)时，他们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暴行。城中的男性几乎被杀戮殆尽，妇女遭受了无尽的凌辱。更为残忍的是，契丹士兵虐杀婴儿，将无辜的婴儿抛向空中，再用刀刺死，这种野蛮行径令人发指，契丹军不仅不以为耻，反而以此为乐。

耶律德光的暴行最终招致了天谴。在他行至栾城(今河北栾城东)时，突然染上重病。尽管勉强撑到了杀胡林，但因病情严重，猝然暴毙去世。

契丹人带着耶律德光的遗体返回故土，他的侄子耶律兀欲继位，并尊耶律德光为太宗皇帝。

刘知远得知耶律德光去世的消息后，愤怒地将耶律德光不久前赐予他、象征地位的木拐子摔在地上。随后，他立即召集文武大臣，商议出兵收复中原的大计。

大多数将领纷纷建议先攻取河北，认为这是北上的必经之路。

然而，郭威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：“虽然耶律德光已死，但契丹在河北的兵力依然强大。如果他们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，我军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，甚至可能自取灭亡。不如沿汾水南下，这条路线相对安全，沿途没有契丹军队的威胁，而且各地豪杰多已归心于陛下。预计只需十几天，我们就能顺利拿下河南。河南是中原的战略要地，一旦控制河南，天下大局可定。”郭威的见解深得兵法精髓，正所谓“避实击虚”。正如摘果子时，有梯子不用却非要学猴子爬树，那无疑是愚蠢至极的行为。

刘知远紧握着郭威的手，点头赞同道：“朕也正有此意。”为了确保后方的安全，刘知远决定让他的弟弟刘崇(即后来北汉的开国皇帝)留守晋阳。晋阳是他们的根本之地，绝不能因为急于进取中原而失去这片根基。

汉天福十二年(公元947年)五月，刘知远下达指令，命令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率部进攻潞州(今山西长治)和泽州(今山西晋城)。

与此同时，刘知远亲自率领主力大军，选择西路进军，途经晋州(今山西临汾)和绛州(今山西新绛)，直逼陕州(今河南三门峡)，随后向东推进，最终目标是攻入汴梁(今河南开封)。

接到命令后，史弘肇迅速率部南下，首先向潞州进发。契丹军队闻讯而动，得知汉军即将抵达的消息后，纷纷撤退，避免与汉军正面交锋。因此，史弘肇几乎未遇任何抵抗，便顺利占领了潞州。随后，他继续挥师东进，直指泽州。

面对汉军的快速推进，契丹军队表现得十分谨慎。由于对汉军实力的忌惮，契丹军队选择了避战保全，这使得史弘肇的部队在进军过程中几乎没有遭遇重大阻力，顺利达成了初期的战略目标。

然而，泽州的防守异常坚固。泽州刺史翟令奇坚决抵抗，不愿投降。汉军多次进攻泽州，但均未能突破其防线，陷入了僵局。

刘知远得知泽州久攻不下，心中开始动摇，考虑是否应该让史弘肇放弃泽州，跟随自己沿西路继续南进。毕竟，时间紧迫，战机稍纵即逝。

关键时刻，枢密使杨邠和集贤殿大学士苏逢吉站了出来，苦口婆心地劝谏刘知远：“河东、河南两地已经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，泽州和潞州孤立无援，难以长期坚守。如果此时召回史弘肇，不仅会动摇军心，还可能影响整个战略大局。请陛下三思。”刘知远仍然有些不放心，于是致书史弘肇，询问前线的具体情况。史弘肇深知此战的重要性，为了坚定刘知远的决心，他在回奏中写道：“陛下，请您宽心。我军南下之势如破竹，泽州指日可下。此时唯有前进不可后退，前进则成大事，后退则陷入绝境。请陛下坚信，胜利就在眼前。”收到史弘肇的回奏后，刘知远终于放下心中的疑虑，坚定了继续进攻的决心。在他的领导下，汉军士气大振，继续稳步推进，最终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史弘肇见攻取泽州无望，便派遣马步军都指挥使李万超入城劝降翟令奇。起初，翟令奇拒绝投降。李万超再次劝说：“耶律德光已逝，契丹军队北撤，请问您还在为谁守城?如今天下大乱，四海无主。纵观各镇，唯有太原的刘知远有成大事的潜力。投降者可保富贵，抗拒者恐遭灭族，翟公还是三思而行吧。”翟令奇深思熟虑后，意识到刘知远性格刚烈，万一激怒了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了不为契丹人白白送命，最终决定开城迎接史弘肇。

与此同时，契丹余部崔廷勋和拽刺等人正围攻河阳(今河南孟县)，汉军屡次抵抗失利，武行德只能紧闭城门，苦苦等待援军。

崔廷勋得知刘知远已率军南下，且史弘肇成功攻占了泽州，意识到中原不久将落入刘知远之手，不愿与刘知远为敌。于是，他决定撤退至怀州(今河南沁阳)。

当史弘肇的援军途经怀州时，崔廷勋等人率领残部继续向北撤退，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冲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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